上周，在鸟兽虫木自然解说员培训班上，中山大学鸟类生态研究组的黄秦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堂有趣的观鸟入门课。而我也在黄老师的图片和解说下，回忆起我自己和那些动人飞羽们之间的故事。

我的童年在浙西北的山水之间快乐的度过。现在回忆起我和鸟儿们的故事，似乎只剩下用气枪弹弓打鸟、像闰土那样捉麻雀、掏鸟窝掏出蛇、以及养死无数幼鸟这样的“不友好”的记忆。对于我来说，这些故事再加上钓鱼抓虾摸螃蟹游野泳满山游荡，这几乎就是大自然对我最初的启蒙了。

2008年暑假，我20岁，这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在台湾荒野保护协会徐仁修老师的引领下，我走上了成为一个自然观察者和自然解说员的道路。和众多其他自然爱好者一样，鸟类的观察–简称观鸟，是一个既时髦又有趣的自然观察活动，我理所当然的开始了尝试。我买来一个超重的望远镜，外加一本常见鸟类图册和一顶草帽，就上了广东南岭，寻找那“传说中”生活在南岭的300多种鸟类。结果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至今都想不起我在那里到底看到了什么。

回到大学校园，我继续坚持在校园和城市里寻找鸟类。我发现了一只生活在学校池塘水杉林中的普通翠鸟，并和它成为了朋友，因为我们都爱吃新鲜的鱼。在恋爱失败的时光里，我定期拜访它。看看它是否找到了新女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不在繁殖期的翠鸟，普遍都是独居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光棍”——这个事实多多少少安慰了我。

2009年冬天，我深入川西北的藏区。在海拔近4000米的青藏高原上，我再一次和自然生活在一起。那里有连绵不绝的雪山、草甸，有数不清的牦牛、羊群，蜿蜒不息的雅砻江在学校门前穿过。象征着“天葬”的神鸟胡秃鹫几乎每天都盘旋在明朗的天空。当地喇嘛说，胡秃鹫饿极的时候，会从天上俯冲下来，抓走正在吃草的小羊。而在一些晴朗的午间，当我走在路上，胡秃鹫经常无比低矮的从我头顶悠然滑过，双翅宽2米有余的它们，倒影映在地上，让我几乎以为这是一架“幽灵”飞机。我也担心，我会不会也像那些小羊一样，被它一把抓走？

除了胡秃鹫，藏区也经常见到乌鸦、麻雀、红嘴山鸦、喜鹊甚至旋壁雀，每天看到一种或一群不同的鸟，都会让我兴奋不已。不过当时我并不以累积鸟种为荣，于是放弃了每天的记录。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我看过多少种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Birdwatcher。

2011年9月，我代表鸟兽虫木前往台湾参加两岸环境论坛。在乌来的第一个晚上，我和当地荒野的伙伴去夜观。在不费吹灰之力的看了台湾8种蛙类之后，我终于见到了梦寐三年的奇景：我发现一只暗绿绣眼正停在树枝上睡觉，它全身的羽毛都蓬松开来，并且把头埋进胳肢窝下面，以扰乱天敌的视线，保障自己的美梦没有危险。正是因为地上一坨新鲜的鸟粪，让它暴露了自己。或许你会怀疑它为什么睡觉的时候可以牢牢抓住树枝——不会掉下来吗？可对于鸟类来说，这才是它们放松时候的姿势。

2013年的元旦，我在伦敦湿地中心见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良好互动。伦敦湿地中心原本是泰晤士河边上一块荒废的土地，后来在当地自然保育团体多年的推动下，政府促成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这里被逐渐改造成一个供当地水鸟和候鸟觅食栖息的胜地。同时，越来越多的公众成为这里的义工自然解说员，带领市民和游客领略这里的自然风光，学习自然知识。至此，这里已经是伦敦著名的自然教育和保护基地了。

而在大陆，人们和鸟类的关系，却仍然有漫长的路途要走。虽然越来越多的公众包括中小学生开始加入观鸟拍鸟的队伍，借由观鸟来保护自然的种子也正在逐渐萌芽。但仍然有一大部分人只是为了猎奇和纯粹积累鸟种而观鸟拍鸟。

今年清明，我进入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当地有著名的白冠长尾雉和仙八色鸫，我没有“非看不可”的自我承诺，只抱着“有鸟赏鸟，没鸟看植物”的心态。我一个人在山里转悠，很快便发现了白冠长尾雉的踪影。后来回到旅舍，几位五湖四海的观鸟人聊起来，一听说我发现了白冠，便兴奋地要求与我同行，约定第二天一早再去寻找。

于是第二天凌晨5点，我们便出发前往白冠的出没地。6点30前后，保护区蜿蜒的山道上陆陆续续来了十余辆面包车和私家车，停在路边等待白冠的第一次现身。面包车司机通常都是当地人，带游客看鸟已成了一门生意，尽管他们对鸟类所知不多。后来的结果也令人失望，除了我们这队看到了2次白冠的踪迹，其他队伍全部铩羽而归。而我们这一队的几位朋友，除了在他们日渐丰满的鸟类列表上又增加了新种之外，我也没有看到其他令人眼前一亮的有价值的东西。

或许，这就是我们眼前面临的现实，观鸟只是一个时髦的游戏，让我们自以为和自然无比亲近。为了看到和拍到心仪的鸟类，我们穷尽一切办法，不惜跋山涉水，忍饥挨饿。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其中的意义？除了简单的“看到”和“拍到”之外，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值得探索的东西？

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思考吧。